案例一：精神状态很关键 精神评估不能少

　　2011年，广州一位老人徐强(化名)去世后，家人办理了继承公证。孰料，照顾徐强近10年的保姆李某霞拿着老人2008年5月12日手写的三份遗嘱，称对其中一套房产有继承权。写遗嘱时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徐强，其遗嘱是否具有效力成为争议焦点。经司法鉴定，徐强在写遗嘱前20天已有痴呆表现，存在轻度认知功能缺失，对于重大行为缺乏判断能力，且其书写项目评估结果为零分，无法写出完整句子。广州中院据此维持原判，认定徐强的自书遗嘱没有效力，其遗产按法定继承。

　　著名影星梅艳芳身后纷扰不断，其中的核心争议也是精神状态。2003年12月初，梅艳芳立下遗嘱，将自己两处物业赠予好友刘培基，预留140万人民币给4名外甥及侄女作教育经费。剩余遗产委托汇丰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管理，每月支付给母亲覃美金约58000元人民币作为生活费直至母亲去世，之后将扣除开支后剩余遗产全部捐献出来。梅艳芳去世之后，梅艳芳的母亲覃美金坚称，梅艳芳是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订立的遗嘱，法庭应判决遗嘱无效，希望独得亿元遗产。因此覃美金向法院提起诉讼，拉开了遗产争夺战的序幕。

　　我国法律规定，遗嘱人订立遗嘱时必须头脑清醒，能够分辨自己的行为，具有民事行为能力。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。一个人的精神健康状态如何，会直接关系到遗嘱的法律效力。

　　中华遗嘱库广东分库主任庞华说，精神评估环节最常见的不通过原因是“老年痴呆症”，例如有的老人无法准确说出评估师刚刚告知的当日日期，或是无法做出简单的数学加减法，评估师会根据老人的表现判定精神状况。

　　案例二：笔迹鉴定非万能 遗嘱格式很严格

　　笔迹鉴定并不是万能的，尤其是在遗嘱继承中对笔迹产生了疑问，引起纠纷。

　　2016年12月29日，国画大师许麟庐继承纠纷案以“子告母败诉”结束，涉及72件名人字画等标的额高达21亿元的遗产继承纠纷案终审落槌。许麟庐妻子、九十八岁高龄的王龄文老人经历一审、二审，重审、再二审4年之久的审理过程，终于拿回丈夫通过书面遗嘱留给自己的遗产。

　　部分子女质疑的焦点是，书面遗嘱中的“许”字既有“讠”字旁的写法，也有“言”字旁的简写即三点水的写法。法院认为，根据一般常识，在书法创作中用不同名字、字体、写法署名落款名章均很常见，故许麟庐部分子女的质疑不成立。王龄文除遗嘱外还提交了许麟庐与遗嘱合照的电子照片，而该照片经鉴定未发现有技术修改的痕迹。许麟庐部分子女主张王龄文向法院提交的遗嘱系伪造，因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，法院不予采信。

　　香港富商龚如心也因真假遗嘱引发“争产风云”，这在其与公公王廷歆之间就已经上演过。法院最终裁定龚如心继承亡夫400亿港元的遗产。而龚如心过世之后，又是两份真假难辨的遗嘱使其830亿港元的巨额遗产差点未能按照其个人的遗愿进行妥善的安排。

　　为什么鉴定样本难以确定?样本与立遗嘱时间存在一定时间差距，鉴定机构难以做出鉴定。人的笔迹随着时间推移通常会发生变化，尤其对于老人而言，笔迹的变化随着身体的虚弱情况，变化得更快，无法做鉴定。

　　另外，只要对方当事人对样本真实性提出质疑，就不可以作为样本使用，样本数量不足的情况下，鉴定机构自然无法作出鉴定结论。

　　中华遗嘱库主任陈凯介绍，以中华遗嘱库进行遗嘱登记以及保管业务为例，所有电子证据保全及认证证书、数字证书、可信时间戳证书都将实时上传司法电子证据云，确保立遗嘱时间唯一，同时由于采用的是字符串和分布式存储，也保证了遗嘱内容的保密。当因遗嘱发生纠纷时，既可以下载后以文件、光盘或以U盘等形式递交法院，同时平台也支持法官在庭审现场进行在线调取、播放、验证等功能。可以实现法官当庭在遗嘱司法证据备案查询系统下载遗嘱展示。

　　案例三：自书遗嘱没有亲笔书写 判令无效

　　导致遗嘱、遗赠无效的较常见原因有：打印遗嘱上只有遗嘱人签名，代书遗嘱不规范;夫妻双方中，一方已经死亡，而另一方立下遗嘱处分全部夫妻共同财产。

　　徐宏(化名)和妻子名下有两套房产，妻子生前曾立下遗嘱，约定在任何一方逝世后，其依法所得份额全部归属于仍然生存一方，并由生存方按子女赡养的实际情况，全权处置。徐宏称，该遗嘱是妻子去世前在电脑上打好并打印出来的，两人签名后，还盖上了各自的指模。但是，女儿徐俐不认可这份遗嘱，认为该遗嘱不具备法律效力。

　　广州中院二审认为，徐宏出示的遗嘱，抬头明确为“遗嘱”，内容为遗嘱人死后的财产归属问题，因此其应为“遗嘱”而非普通的“遗书”。该份遗嘱不符合“自书遗嘱”中遗嘱人亲笔书写的要求，徐宏也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是由妻子亲自打字打印出来。最后，该遗嘱也不符合代书遗嘱的要求，没有两位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。因此，法院认定该遗嘱为无效遗嘱。

　　代书遗嘱也有需要注意的。2012年，87岁的兰婆请了两位律师作见证立遗嘱，因为二儿子一直在身边照顾她的生活起居，因此兰婆在遗嘱中约定去世后她名下的房产由二儿子一人继承。兰婆的二女儿还写了一份赠与协议，自愿将遗产中自己的份额赠与二哥。

　　在这份打印遗嘱上有兰婆的签名和指模，代书人有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工作人员签名。第二天律师事务所出具《律师见证书》，见证遗嘱之订立，但是经办律师有二个笔迹不同的签名。

　　法院认为，兰婆的遗嘱为打印体，并非由被继承人本人亲笔书写，因此属于代书遗嘱。《继承法》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“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，由其中一人代书，注明年、月、日，并由代书人、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”，对该条款应理解为：“两个以上见证人”应当当场见证并在代书遗嘱而非其他文书上签名。

　　在见证遗嘱后的第二天，经办律师在《律师见证书》上签名，既不符合“当场”的要求，也不符合“在代书遗嘱上签名”的要求，因此不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。法院最终认定遗嘱无效，按法定继承处理。不过，法院认可二儿子尽了主要赡养义务，依法对其予以多分。三套房产一套面积较大的归二儿子所有，其余两套三个子女均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案例来源：广州日报2018年10月19日报道 标题有删改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