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宗汉:百年最具影响力的珠海女性
来源:广东女性E家园 日期:2012-07-26 10:32:00

  抗日战争期间,周恩来、董必武、邓颖超与徐宗汉和爱国华侨司徒美堂在重庆合影,右二为徐宗汉。

徐宗汉

中为徐宗汉的姐姐,女子北伐队队长徐慕兰。

  

  徐宗汉(1876-1944)  原名佩萱,广东珠海市北岭村人。1906年参加同盟会。参与1911年广州的黄花岗起义和之前的广州新军起义。徐宗汉资助兴办医院和女学堂。民国成立后,徐宗汉积极投身妇女运动,为争取妇女权益和谋求妇女的解放而致力政事。1912年,担任 “开国纪念第一贫儿教养院”负责人。1919年,徐宗汉等人发起成立“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”并任会长,领导上海妇女投身爱国运动,与中共党人合作创办《妇女声》杂志, 1922年2月,资助创办平民女学,专门培养妇女干部。她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,倾力支援抗日战争,做出了卓著贡献。

  她,是孙中山所创立的同盟会早期成员,是惊天地动鬼神的黄花岗起义亲历者,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不可或缺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
  她,从一个年轻的寡妇,成长为一个妇女运动先驱;她,见证了中国近代女性争取自由平等的艰难求索。

  她,就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的贤内助、黄花岗起义总指挥黄兴的夫人——徐宗汉。

  富商人家小姐 民主革命战士

  徐宗汉,原名佩萱,原籍广东珠海市北岭村,1876年(光绪二年)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买办兼茶商家庭,少年时代跟随父母在上海生活。徐佩萱生长在在富有、显赫、新潮的家族中,其叔徐润是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早期现代商人代表人物,一生经营矿务、医药、茶业、书局、商号、码头、房地产、金融保险和出版印刷等多种业务,曾出任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、开平矿务局会办、上海商务总会副总理等职,还受曾国藩、李鸿章委托,承办了幼童留学美国在国内的具体组织工作。徐佩萱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,从小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,思想上较少封建羁绊,具备开放进取精神。她十八岁回到广州,嫁给广州巨富、两广督署洋务委员李庆春的儿子李晋一,可惜结婚不久,李晋一便因病去世了,徐佩萱成了年轻的寡妇。

  徐佩萱走上革命道路,与她的大姐徐慕兰的影响有关。大姐徐慕兰先嫁给李晋一的大哥为妻。两姐妹嫁给了两兄弟,在当时还是一段佳话。徐佩兰不仅贤惠能干,而且具有革命思想。她秘密加入同盟会,以富家少奶的身份作掩护,为辛亥革命广州起义挑起运输、联络重任。她带动妹妹佩瑶、小姑佩书等人走上了革命道路,她的两个儿子李应生、李沛基都是勇敢的革命斗士。武昌起义和广州光复后,徐慕兰又担任广东女子北伐队队长,率领队员与广东北伐军同时北上,在徐州对清军张勋部作战中,十分勇敢。徐佩萱在大姐的带动下,逐步成长为一个追求进步的新女性。1906年,徐佩萱应二姐佩瑶的邀请,挥别一双儿女,到马来亚半岛的槟榔屿协助侨校教学,在这一年她参加了孙中山建立的同盟会分会。回到广州后,她先后介绍许多好友加入同盟会。在此期间她改名徐宗汉。1909年秋冬间,同盟会南方支部发动广州新军起义,起义前夕,徐宗汉、陈淑子、卢桂屏、李自屏等人不但担任联络,还要应付日常事务。她们用缝纫机制成起义要使用的青天白日旗,还秘密携带军火由香港乘船到广州。她们在行装中塞满子弹炸药,被褥里还夹藏有青天白日旗。一路上,在往来的清吏面前,徐宗汉沉着镇静,顺利完成任务。次年新军起义爆发,徐宗汉按约定在宜安里纵火牵制敌人。然而起义最后失败了。徐宗汉逃往香港。1911年,孙中山、黄兴等革命党人策划在广州再次发动武装起义。徐宗汉又一次投入起义的准备工作。她和战友们不但在香港摆花街同盟会机关制造炸弹,而且还将这些炸弹和枪械子弹等秘密运到广州。为掩人耳目,在大姐徐慕兰的周密布置和组织接应下,以商行为铺面作掩护,门外贴上大红对联,假装娶亲办喜事,将武器弹药分别运到广州小东营等各起义点。徐宗汉扮作主妇,女志士卓国华扮作新娘,她们乘坐花轿,身穿红袍,轿内看上去是运嫁妆,实际上塞满各种大小炸弹和当晚起义所需的武器。由于她们的英勇机智,顺利的完成了任务。

  妇女运动先驱 共产党人挚友

  徐宗汉很早便结识夏葛女医学堂的女学生、毕业后在广州行医、特立独行的“女界梁启超”张竹君。她们俩人志同道合,私交甚笃。张竹君要兴办医院和女学堂,开广东女学之先声,因为开支巨大,徐宗汉慷概解囊,将个人的嫁妆积蓄捐献一空。张竹君在广州取得的成就,与徐宗汉的帮助有很大关系。徐宗汉与张竹君的友谊持续近50年。

  民国成立后,徐宗汉积极投身妇女运动,为争取妇女权益和谋求妇女的解放而致力政事。孙中山曾经接见她,并给以鼓励,聘她为临时稽勋局的名誉审议。1912年,“开国纪念第一贫儿教养院”在南京创办,孙中山亲笔题写了院名,由徐宗汉负责该院的管理工作。从此,她把抚育贫儿当作了自己毕生的事业。

  1919年,“五四”爱国运动播发,徐宗汉与上海博文女校校长李果等共同发起成立“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”,并亲自担任会长,领导上海妇女投身爱国运动。同年10月,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达为了推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,准备在《新青年》刊物之外再创办一个《妇女声》杂志,他们找徐宗汉商量,希望此杂志能作为“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“的机关刊物出版,得到徐宗汉的大力支持。《妇女声》杂志出版获得很大的成功。1922年2月,李达和夫人王会悟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,与徐宗汉合作,以“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”的名义创办平民女学,对外称女子工读学校,实际目的是专门培养妇女干部。为区别于贵族女校,平民女学强调“专为平民女子设立”,其宗旨是培养平民女子掌握知识与技术,以谋求妇女的自强自立和解放。该校的课程,许多内容关系到平民女子的切身问题。徐宗汉不仅为平民女学资助部分经费,还为办学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。陈独秀对这所由国、共两党合办的女学十分重视,不仅经常过问学校的情况,还担任社会学课程,多次到校讲授政治时事。当时中共中央局指示,从苏联回国的、到上海汇报工作的、或在沪短期停留的党员干部,都要到女学去作演讲报告。如著名的中共人物刘少奇、张太雷、恽代英、施存统等,都到女学作过时事政治报告,深受师生欢迎和好评。这所学校虽然存在时间不长,却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,徐宗汉功不可没。

 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,徐宗汉与廖仲恺、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,真诚拥护孙中山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“三大政策”,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挚友。抗战期间,徐宗汉移居重庆。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、新四军的英勇抗日由衷地表示赞佩,同时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,表示愤恨和谴责。她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,倾力支援抗战,为反抗日本帝国土义侵略、拯救中华民族,做出了卓著贡献。在重庆期间,她经常接触到中共的领导人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。她与周恩来、董必武、邓颖超常有往来。她真诚爱国、坚持革命和不断追求进步的思想行动,博得中国共产党和社会进步力量的高度评价。

  战火孕育爱情 患难成就婚姻

  徐宗汉与黄兴的爱情故事颇富传奇色彩。1911年4月27日(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)广州起义爆发。黄兴作为起义的总指挥,率队进攻两广总督府。由于寡不敌众,起义失败。在与清军的血战中,黄兴身负重伤。在机关隐蔽时遇见在此接应的女同志徐宗汉,并得到徐宗汉悉心关照。4月29日,徐宗汉为黄兴改装,避过清兵盘查,从十字码头护送黄兴乘船到香港。黄兴在香港动手术时,医院需要病人家属签字,徐宗汉无奈只好以妻子名义签字。在徐宗汉的细心照顾下,黄兴身体逐渐恢复。在此期间,他们两人感情日增,最后终于结为夫妻。

  1911年武昌爆发,黄兴接宋教仁急电,急忙与徐宗汉一道离港赴沪,前往武昌,准备亲自指挥革命军战斗。然而这时沪、宁及沿江口岸的清军查验极严,很难过关。徐宗汉只得求助于在上海开设医院的张竹君。张竹君立即出面组成赤十字救伤队,黄兴和徐宗汉乔装打扮成医疗人员混入其中,与宋教仁、陈果夫等一道开往武汉战地。到达目的地后,黄兴立刻投入了战斗,而徐宗汉则冒着炮火救护伤兵,并协助张竹君在汉阳设立临时医院。11月27日,清军反攻,汉阳失守,长江被清军封锁。徐宗汉与张竹君借赤十字会的渡船,冒险护送黄兴从渡江到武昌。此后,徐宗汉又陪同黄兴前往光复后的上海、南京,并参与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。1913年“二次革命“期间,黄兴在南京主持讨袁工作,他在繁忙中还写信给在上海的徐宗汉:“弟(宗汉)在家保育儿辈,我极心感……吾责至大、至危、至暂,汝责至细、至久、至难,然则汝之责任艰巨于吾乎!”字里行间一片柔情。

  讨袁失败后,黄兴经由上海逃往香港,继而避难日本,第二年避居美国费城,不幸罹患肝病。徐宗汉闻讯赶赴美国照料丈夫并协助其工作,后来回国。黄兴由于工作操劳过度,加上病魔缠身,于1916年 10月31日在上海逝世。1917年3月葬于长沙岳麓山,市民参加送葬者达十余万之众。徐宗汉与黄兴生有二子。黄兴去世后,徐宗汉一度住在沪滨,抚养遗孤。1944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这一天,徐宗汉因肝病不治逝世于重庆,享年68岁。

  对于徐宗汉的逝世,各界表示了沉重的哀悼。柳亚子先生为其写下挽诗:“南社湖湘几隽流,兼资文武克强遒。颇闻俪侣侪蕲国,曾共潜师袭广州。白发今悲辞浊世,黄花昔与赋同仇。周嫠恤纬艰危甚,病榻巴渝积愤留” 。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,她被家乡选为“百年最具影响力珠海女性”。(作者:李兰萍 作者单位:省社科院历史所)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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